春秋时期，随着周王室的衰退，中央政权逐渐式微，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去中心化趋势的加剧。各国诸侯不再顾及周王室的号令，开始自由地争夺领土，战争愈加频繁。这个时期，战争几乎成为了常态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。
在北方的两个强国——秦国与晋国之间，均存在着争霸的雄心。秦国想要进一步发展，就必须向东扩展领土，而晋国的野心则是独占中原，遏制秦国的东进。然而，虽然两国都有明确的野心，但由于彼此间的实力对比和互相的忌惮，双方未能立即发动全面战争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局面。
为了稳固这种脆弱的平衡，促进两国关系的友好，公元前656年，晋献公将女儿伯姬嫁给了秦穆公，这一举措开启了秦晋两国的友好关系。尽管这种友好关系在公元前645年曾被晋惠公打破，导致了“韩原之战”的爆发，但最终，经过秦穆公的努力，两国的矛盾得到了修复。
到了公元前636年，秦穆公拥立公子重耳为晋国的君主——晋文公，并将宗室女文赢嫁给他，秦晋的关系进一步加深，友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然而，在公元前632年，随着晋国在“城濮之战”中战胜楚国，秦穆公开始意识到“秦晋之好”对于秦国的实际利益太少，反而有利于晋国。公元前630年，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讨伐郑国，但在郑国使者烛之武的劝说下，秦军撤退。自此，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，逐渐积累了怨气。
展开剩余77%此时，秦国在百里奚和蹇叔的治理下，国力日益强盛，秦穆公扩张领土的野心也愈发强烈。经过长时间的筹谋，他决定先灭掉郑国，为进一步争霸中原铺平道路。
公元前628年，晋文公去世，持续了近28年的“秦晋之好”终于画上句号，秦晋争霸的序幕正式拉开。
郑国位于中原，地理位置极为优越，农业发达，商业繁荣，因此成为了各国争夺的焦点。无论是晋国、楚国、秦国，还是齐国和宋国，所有试图称霸中原的国家，都把郑国视为战略要地。因此，郑国不仅是五国争霸的中心，也是众多军事冲突的主要战场。
在公元前628年，当初帮助戍守郑国的秦国大夫杞子、逢孙和杨孙向秦穆公密报，说郑国已经投靠了晋国，并且从晋国迎回了公子兰立为世子，显示出秦郑之间的盟约已经不再稳固。恰逢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去世，杞子等人立即建议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，借用原驻守郑国的秦国人做内应，从而轻松摧毁郑国。
秦穆公一直在策划东进，消除任何阻碍的力量，而此时的郑国正是一个理想的目标。得知消息后，秦穆公决定采纳建议，派出孟明视、蹇叔之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领大军进行远征。百里奚和蹇叔虽对这种举动表示担忧，但秦穆公决意进攻，不听二人的劝告，最终下令出兵。
百里奚和蹇叔虽然劝阻无效，但在出征之前，蹇叔曾暗示两子：“晋军必设伏于崤山，而崤山有二陵。南陵为夏王的墓地；北陵为周文公避难之所。若秦军冒然前行，必死于此地。”然而，孟明视和西乞术并未将父亲的警告放在心上。
公元前627年春季，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乙丙带领大军绕过了晋国的雄关险隘，进发郑国。途经滑国时，遇到了从郑国前来做生意的商人弦高，弦高看到秦军来袭，深感惊慌，心急如焚地派人回郑国报告，自己则以郑国国君名义，选了二十头肥牛送给秦军，以求安抚。弦高的警告使得郑国迅速作出反应，内应杞子也不得不逃亡至齐国，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。
面对郑国的准备，孟明视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郑国，转而袭击滑国，结果满载战利品返回秦国。晋国在此期间得知秦国袭郑未果，并准备收回被侵占的滑国，于是晋襄公决定联合姜戎展开反击。
晋襄公领导的晋军在崤山设伏，等待疲惫的秦军进入埋伏圈。四月，秦军由于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，一旦陷入晋军的伏击，顿时惊慌失措，最终全军覆没。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等三位将领被俘，晋军凯旋归来。
晋襄公的母亲文嬴知道后请求释放三名秦国将领，晋襄公在考虑到秦国已付出代价且已达到遏制秦国东进的目的后，同意放人，避免与秦国彻底闹翻。
公元前625年，为了报崤山之仇，秦穆公命孟明视再次带领军队与晋军决一死战。尽管遭遇了失败，但秦国的东进计划未曾放弃。同年冬季，晋国联合宋、陈、郑三国共同发起攻击，秦国被击退。
公元前624年，秦穆公再次任命孟明视为主帅，率军攻晋。经过一番艰苦鏖战，秦军虽然突破了晋邑王官，但晋军顽强抵抗，拒绝与秦军作战。最终，秦军只能撤退至崤山，掩埋三年前阵亡的士兵遗骨，立碑纪念。这一系列战役，成为了秦晋争霸历史中的重要篇章，最终秦军彻底为崤山之耻复仇。
崤山之战标志着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高潮。这场战役的爆发，背后隐藏的是两国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。自公元前627年至公元前558年，秦晋双方经过了多场激烈的战斗，虽然双方各有胜负，但最终没有一方能够完全压倒对方。
从此，秦国的东进之路被晋国牢牢封锁，秦国的扩张在函谷关以西停滞不前，长达三百年的东进计划陷入停滞。与此同时，晋国则通过控制河西地区的诸多城池，稳固了其在中原的霸主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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